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大众史学，都将大国的兴衰更替视作全球经济运行的动力。[1]在其影响深远的大作中，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将全球增长的动力归纳为技术引领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差距。引领的国家或许会变，但经济增长的边界由引领者的技术进步程度所界定，这一点不会变。对其他国家而言，其任务不是扩展这条边界，而是追随引领者并缩小技术差距。[2]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既强调稳定，也强调增长，但和麦迪森一样，他也将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动力描述为“变与不变”的结合：引领的国家可能会变，但引领者的重要作用不会变。在金德尔伯格的分析中，只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有能力稳定全球经济体系。因此在经济领导地位由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过渡时期，不稳定的风险最大。[3]

具体而言，这种说法以19世纪英国霸权为蓝本。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界定了技术进步的边界，并为稳定全球经济体系做出了贡献：提供反周期信贷，在其他国家遭遇经济下行周期时提供资本；为身处困境的外国制造商提供市场并维持市场的开放。这些叙事也是以20世纪美国霸权为参照的。美国的霸权以制度性的方式体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体制之中。[4]推演至未来，也许这些故事还会以21世纪新的霸权为背景继续讲述。

货币史学者则以货币视角来观察上述这几段历史。19世纪是国际金本位时代，有时也被称为“第一次金融全球化时代”，英镑在19世纪国际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英镑由英格兰银行发行，英格兰银行也因此成为这场国际交响乐的总指挥。[5]英国是最大的外国贷款人，拥有全世界容量最大的金融市场，英格兰银行因此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英国通过殖民地贸易（特别是与印度的贸易）来弥补其国际收支，减轻国际金融市场的调整压力。

有观点认为，在这一时期，英镑的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没有任何旗鼓相当的对手。伦敦则是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流动、汇率及相关金融事务上，英格兰银行的影响力超过了其他任何央行。

如果说19世纪英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20世纪的国际经济领域也发生了相似的故事，至少20世纪下半叶是这样的。当领导地位的接力棒完成交接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开始由美国和美元主导。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事实上与美元挂钩，只有美元能够自由兑换并在交易中被广泛接受。只有美国拥有容量足够大、流动性足够高的金融市场，全世界的交易商都能在其市场上自由地买卖美元，并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美元。美国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实力保证了其市场将会对其他国家开放。

不仅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如此——这个25年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时期，就连20世纪最后一个25年也是如此，即使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已不复存在。直到20世纪末乃至此后，美元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bert）、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等国际货币经济学家将20世纪后半叶两个25年的国际货币安排分别称为“黄金—美元体系”和“美元体系”，而非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说法很有启发性。[6]

美元的主导地位赋予美联储对国际金融条件独一无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显然一直持续至今。美联储政策对国际金融条件的影响受到各界的密切关注，美国货币政策无论放松还是收紧，他国政策制定者都会抱怨受到影响，美联储的影响力可见一斑。[7]

展望未来，政治、经济以及货币主导权的故事正在上演新的版本：21世纪全球经济将以人民币为中心，并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影响。中国的庞大人口规模确保她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较大经济体，就像美国在19世纪晚期超过英国一样。[8]之后，人民币将超越美元或将成为主导国际货币，道理就和美元取代英镑一样。持上述观点的人预测：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就像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9]